​止庵《受命》 | 以伍子胥自命的哈姆雷特？

作家止庵近照

科学的激情与诗歌的耐心

来源 | 2021年5月27日《南方周末》

文 | 李静

1.

止庵的长篇小说《受命》写了一个当代的复仇故事。无论从文本的力量还是文体的艺术来看，它都是汉语写作的意外之喜。但正如“受命”二字所暗示的，止庵写出这部作品，亦未尝不是出于对悬置已久的历史呼召的顺服，并终于不辱使命。

止庵《受命》

小说的开端，平淡里藏着奇崛：1984年的一天，文学青年、口腔科医生陆冰锋从记忆力正在衰退的母亲那里得知，父亲在浩劫年代自杀，乃是因被今日高官、昔日同事祝国英逼得走投无路。他从夹着父亲遗书、划有指甲印的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字句上，接收到父亲的遗命：复仇。自此，冰锋的人生停止了向前的脚步，而立定心志往后看——他生命的意义，悬在为父复仇之上；与此同时，他酝酿着一部以伍子胥——历史上的替父报仇者——为主人公的诗剧……

此开端预示了作品看似对立却并行不悖的两个特征：1.严肃文学的语言、主题、笔法和细节；2.类型小说的叙事招数和推动力——尤以冰锋发现父亲在《史记》字句上留下指甲印一段，最见端倪。这个决定了主人公生命方向的情节/细节既戏剧化得扎眼，又紧贴人物的绝望处境，平实得几乎不露痕迹。之后，过于巧合的人物关系又成为叙事的支点——冰锋的生活中出现了令他情愫渐生的女主人公叶生，她恰好是复仇对象的女儿，若非靠着她，他绝无机会接近祝国英。作者对此巧合的处理方式一如其前：都是将“扎眼的戏剧性”处理得平实而几乎不露痕迹；同时，还让它发生方向相反的作用力——这巧合既为主人公的复仇提供了条件，同时也成为他致命的道德阻力、一再延宕的缘由。

我们知道，巧合在类型文学中既是情节的助推器，又是一个游戏；而在严肃文学中，它在推动情节的同时，可能会成为一个寓言，或者用止庵的话说，成为“命运”的一种喻示。这是《受命》在文体上的独特之处——意义的渐深渐远与悬念的渐近渐强的融合。意义和悬念绝非各行其是或强行扭结的无机之物，而是相互助力、彼此养育的有机之体，这使得小说的进展犹如一个灵命的生长——有立足之地，有骨骼，有血肉（遍布着敏感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），有呼吸，有灵魂，直至个性成熟。

2.

《受命》显示出纳博科夫式的“科学的激情和诗歌的耐心”（思量一下，纳氏为何不说“科学的耐心和诗歌的激情”）。“科学的激情”，可见于作品对1984-1986年北京人文地理和文化生活的考古式复现——主人公走过的街巷，坐过的公交，吃过的饭馆，去过的书店，看过的电影、戏剧、展览，穿戴的衣着……都是那个年代确曾存在的（为了人物的这些舞台布景和道具，作者使出考据功夫，查阅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《精品购物指南》上所有相关讯息，以及当时的各种北京地图集，还透过微博向网友求证某一地点在当时坐落着什么店面）；人物闻过的花香、赏过的花树，其开谢枯荣的真实景况也与作品中的四季流转不差分毫（作者招认，他为此写了一年的北京植物日记）；至于对主人公职业行为的精确叙述，更令从医者无话可说（显然，作者把自己口腔科医生的经验储备大量移用在了冰锋身上）……这种对物质细节的精密查究，若无“科学的激情”，绝难做到。

绿茶为《受命》手绘地图，指认曾经的北京

何必如此呢？这就涉及纳博科夫说到的另一点——“诗歌的耐心”。出于风俗史兴趣而来的考据癖是一回事，出于某种一丝不苟的诗学旨趣，一定要让笔下人物生活在实存而非臆想的空间里，是另一回事。这后者，就是“诗歌的耐心”。当作品人物的性情、目光和经历，一点点渗透进其历史性几乎完全真实、如今却已杳不可寻的社会-历史-物质空间时，那平凡、消逝、朽坏的昨日世界，在诗之光耀中成为独一、永恒和不朽。由此，人物与环境，犹如水草与水，一起成为可信而诗性的生命体。

“诗歌的耐心”还醒目地表现于作品的丰盛细节和复调叙事中。丰盛的细节，不只建造小说的质感，而且更稳健地加强叙事的推动力。

作品如回旋曲一般，多次写到冰锋来到父亲自杀的那个半地下室——“他觉得这里是距离父亲最近的地方”。冰锋将两份报纸放在原来父亲摆床的位置，躺下来，看到“从高处的窗户里射进一团光，照到脚前不远的地上，而他在黑暗中看到的，就是父亲看到的世界最后的光”。冰锋竭力使自己成为亡灵的管道，让父亲的目光从自己的眼中射出，让父亲的绝望从自己的心里漫过——以此将“复仇”二字，刻进命里。其实作者写作此书，将“与己无关”、未曾亲历的历史苦痛化作息息相关、感同身受的肉身经验，亦未尝不是运用此种心理机制。对止庵这样的作家而言，所谓创作，就是凭着深广而悲悯的移情能力，让自己成为古往今来无名无声的亡灵们的管道，为他们遭受的不义施行“象征的复仇”。

回到细节。焊死冰锋复仇决心的，是自杀的父亲最后留给他的形象细节：“他枕的荞麦皮枕头被咬了个口子，洒了一床一地，脸上也沾了好些。桌上有个窝头，都放馊了。据街道主任说：你爸爸一脸荞麦皮，那模样真逗人。单位的人见到母亲和冰锋，同样边笑边说，既然服毒，何必绝食呢？忍不住饿，不能吃充饥的，用这根本不能消化的荞麦皮填补肚子，还把自己弄得像个怪物。”

最残酷的悲剧，莫过于悲惨得失去了悲剧的资格，而变为滑稽。街道主任的“一脸荞麦皮”“那模样真逗人”，单位人的“边笑边说”“像个怪物”，如同永不消逝的皮鞭，抽在冰锋的心上。如此不动声色的笔触，显示小说家笔力的毒辣。冰锋的复仇之念，不仅来自父子间血缘之义的连结，更来自这永难磨灭的细节记忆带给他的耻辱感。在他日后愈发宏大的观念辩证中，“复仇”虽然愈来愈跟“正义”的普遍价值发生关联，但这段细节所彰显的那个独一的生命所遭受的独一的不公、毁灭与羞辱，则是他拒绝背叛、复仇到底的绝对理由，也是令读者与冰锋共情的最有说服力的基础。

至于复调，则是止庵小说写作的一个新进展。他三十多年前的《喜剧作家》立体地呈现了每个痛苦人物的意识流，惟有两个凡庸人物的内心被取消了显现的资格——假如他做到了后者，便是真正做到了复调。三十多年后，他在《受命》里做到了。

作品主体虽是紧贴主人公冰锋——一个敏感多思的医生——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，但《尾声》则以铁锋——一个感受力与价值观与他的哥哥冰锋截然相反的人——的第一人称叙事来完成。而在冰锋视角的叙事中，芸芸、铁锋等“物质人”（为表述方便，姑妄称之）未被降格，冰锋本人、叶生、Apple、杨明等“精神人”亦未被高举，贺叔叔这样的道德相对主义者说话合情合理，祝国英这个逼死他父亲的人，出场时也是个懂得养花经的沉稳老干部……所有角色都被平等、自洽、不受褒贬地显现和叙述——各自的声音彼此独立，彼此抗衡，互不淹没，互难说服，这就是复调的精神，也是“诗歌的耐心”之一种。由此，作者立场貌似消隐，或者说，作者在修辞上有意采取了超越于人间各方的“天道无亲”的立场，让人物自己说话，作为呈堂证供。

3.

《受命》伪装成毛茸茸的“日常生活”的样子，成功掩盖了主人公冰锋的异质性，他纯粹是作者观念的肉身化，因“作者的人格，或在更深意义上作者的生活向人物内部的渗透”（T.S.艾略特语），而获得了可触可感的生命。

这个角色的独特处在于：就意义而论，他成为“记忆还是遗忘”“向后看还是向前看”“要历史正义还是要现世安稳”这一旷日持久而又暗流汹涌的道德激辩的直接承载者；就叙事而论，冰锋精神生活的内容与过程成为小说的有机部分，且成为叙事的可见动力，且此过程-动力是以质朴白描的传统形式而非更繁复西化的“现代”手法来呈现，这在当代汉语小说中是罕见的（当代汉语小说更多见的是关于日常生活的“动作片”与“大事记”，无论人物身份是市井中人还是知识分子，其精神生活的内容与过程往往付诸阙如）；就美学而论，一个既烙有中国传统“死士”印记又受到近代自由思想浸淫，既渴望行动又思想过剩的“复仇者”，其超越现实而又有根有基的形象与色彩，是独一的、惟中国才有的，这效果部分得自小说的语言，带有自然的古意，却并不模仿民国，似乎只来自人物本身的行事和思维方式。

冰锋是宴之敖者气质的眉间尺，以伍子胥自命的哈姆雷特——这是作者赋予人物的独特个性，某种程度上，或是作者人格的分身与变形。冰锋个性初显，是在母亲告诉他，父亲自杀乃是由于祝国英的逼迫时——他没有作出惊诧、愤怒、退缩、软弱等可以预期的正常反应，而是：“他想起过去那些年，自己无论上大学，还是工作，都是乏味不足道的人生，此刻才突然有点光亮了。”这种在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”中突然得到“负重特权”时如愿以偿的反应，在如今趋利避害、严禁“贩卖焦虑”的识趣之士看来，真是病得不轻。作品就是这样，一点点累积冰锋那平静的不平常。

勾勒描画冰锋形象的手段还有许多：以他的视角展开的第三人称叙述，其冷静疏离的语调所隐含的这个人物敏感微妙的观察方式、情感悸动、心理过程和锐利嗅觉；他对伍子胥故事的解读参照、构思创作和自我投射（作者作为读书家和作家的思维方式，内化在冰锋的思考过程中）；他对复仇对象、复仇意义、复仇时机的再三考量；他对叶生既克制又依恋、既沉溺又警醒、既难以挥别又不得不别的温柔与残酷；他对芸芸的俯就、体恤、审视与漠然……凡此种种机关算尽的形象建构，使冰锋这个脱胎于作者观念的“理念人”，成为有血有肉、可触可感的独一的“活人”。

4.

《受命》透过一个复仇故事，叩击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思考过的一个无解之问：当历史正义并未正确地抵达，则无论个体的追究，还是集体的遗忘，其人性与道德的后果分别会是怎样？

主人公冰锋就是一个思考这问题，且欲以个人的复仇行为唤醒人们一起思考这问题的人。冰锋的声音之外，同时交织着其他不同的声音，他与他们相互拮抗，彼此问难：

一个是老干部“贺叔叔”的声音。在他身体还好的时候，他是道德相对主义者，对追责的立场是消极的。一生的惨痛经历使他认为：不存在所谓正义，一切都是已经和潜在的恶，因此没有施害者与受害者之分，只有“来得及害”和“没来得及害”之别——冰锋父亲属于后者，祝国英属于前者，若假以时日，冰父未必不会成为祝国英。谁也不比谁高尚，谁也不比谁无辜和冤屈，因此不必追责，更不必复仇。

（冰锋的回应之音：我们应该只看事实，拒绝假设。历史不能总是这么不了了之。重要的不是发生过什么事，而是这些事不能白白发生了。历史不能总是一笔糊涂账，个人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。）

一个是祝国英的声音。他在收到冰锋的复仇匿名信后声称，他这一辈子，无论做什么，首先考虑的都不是自己的利益，他问心无愧，没有什么要忏悔和宽恕的。

（冰锋内心的回应之音：真正的凶手是他那些想法。必须向他宣布罪行，然后做出判决，并予以执行——这将具有一种警世作用，就像伍子胥对楚平王的复仇一样。如果他寿终正寝，或者无所察觉地被杀死了，那些想法将毫发无损地更换一个载体继续活下去。）

一个是铁锋和芸芸的声音，他们是遮蔽、遗忘、“放下包袱向前看”的代表。芸芸对冰锋说：“上一辈的事管他干吗？还是忙咱们自己后半辈子吧。”关于父亲的自杀与冤仇，铁锋对哥哥说：“这件事我不太清楚，也不想多打听。”

（冰锋回以沉默。）

一个是他所怜惜的叶生的声音：“我想做世上第一个乐观的人，最后一个善良的人。” “那个年代的人，都是从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，去付诸行动的……所以他们即使犯过什么错，说到底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吧。”

（冰锋的声音：“你真的是很乐观，说得跟人类的历史和现实拥有一种自愈能力似的。”）

似乎冰锋的每一个回应之音都充满了道德的雄辩。果真如此吗？

5.

冰锋和女主人公叶生之间，有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情感关系，不同处在于：1.罗密欧与朱丽叶先相爱，后知道彼此为仇家后代；冰锋明知叶生为仇家之女，却仍情难自已地陷入不愿承认的爱恋。2.罗朱无视两家冤仇，执意追求爱情；冰锋为了给父亲复仇，舍弃了这不愿正视的爱：“即使她再可爱，对他再好，也不能因此而放过她爸爸。”3.罗朱这对恋人的毁灭，带来仇家的和解；冰锋的仇人寿终正寝，既粉碎了冰锋复仇的人生目标而使他的生命垮塌，更终结了两人的情爱。

两个故事最根本的不同，在于前提：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个家族的仇怨，是自由主体之间的仇怨，二者的和解，亦是各自出于自由意志的和解；冰锋之父和叶生之父的仇怨，则是一个不自由之人借助权力，剥夺另一个不自由之人而结下的仇怨，受害者公平追责的自由被剥夺，施害者拒不忏悔，那么双方出于自由意志的和解便不可能，于是祸及后代，爱情化作灰烬。

因此，这个复仇故事，这个以个人之力追寻历史正义的故事，其实是一个死人“剥夺”活人的故事，或者说，是活人追寻死人的正义，放弃自己的生活，也毁掉别人生活的故事。纯洁真挚的叶生是这场“正义复仇”的不正义的牺牲品。无论冰锋复仇成功与否，叶生都已被他所毁，这就是冰锋的不义。（就像伍子胥对楚平王复仇不成，杀虐强暴他的后妃和臣属的亲眷。站在这些女人的立场上，此举就是伍子胥的不义——却被冰锋视为合理，其中即已隐伏现实悲剧的线索。）这不义会比祝国英对他父亲犯下的罪孽更轻吗？这不义会因为它出于“正义的动机”，只是毁伤了一个女孩的心而不是命，就自行消解了吗？冰锋“正义复仇”的bug在于，他以自己为超然的审判者，似乎所有的不义都被他尽收眼底，却忘记了唯一的盲点——他自己，一个同样会伤害、会不义的毫不例外的“罪人”（绝对的意义上）。他以为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叶生，就是对“不能带着负罪感去了结一件有关罪责的事情”的完美践行了。这是唯物论者冰锋的道德盲点。

因此《老子》第七十四章有言：“常有司杀者杀。夫代司杀者杀，是谓代大匠斫。夫代大匠斫者，希有不伤其手矣。”所谓“司杀者”，就是天道。在人间，“天道”对罪责的审判与追究，须以国家机器代行，以公正公开的方式发生。若此公义不彰，个体之人欲以复仇代行天道，就是“代大匠斫”——代替木匠砍木头，没有不伤手的。叶生，就是被冰锋斫伤之“手”。冰锋自己的人生何尝不是。

因此《罗马书》有言：“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；因为经上记着：主说：‘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’”这是一神论者“勿以恶抗恶，勿为恶所胜”，拒绝个体复仇、以爱化解恨的神学基础——有末日审判，有公义的终极，因此作为受造物的“个人”，没有为自己的正义而审判他人的权柄，也没有为自己伸冤而杀人的权力。

但冰锋是唯物论者。他只有今生，此身，他为父亲寻求的正义，只有在此生实现才算数。若为了与仇人之女的爱情，放弃为父亲的复仇，则父亲的正义谁来寻求？他的良心如何安放？

这就是作品最深刻之处：它揭示了主人公所身陷的道德悖论——无论他复仇与否，都是错，都是罪。这悖论指向了人类罪责不明、公义不彰、违背天道所造成的人性灾难：它使所有人都成为负罪背德之人——无论追责和记忆者（冰锋派），还是遮蔽与遗忘者（铁锋芸芸派）。后者的罪孽在于道德的失敏，良心的亏缺。在尾声，铁锋的叙述传来了既得利益者那兴致勃勃、人情练达、善恶不明、是非不分的声音，它交代了所有人的结局——旧事已过，新人崛起，灯红酒绿之中，普遍的“灵死”已然来临。

作品用整本书酝酿冰锋的复仇，但是当他终于采取行动时，那行动的高潮却被彻底略过。只在尾声借铁锋之口，隐约交代冰锋和叶生的现状，让读者在惊心动魄的空白中，去想象那过去的高潮及其崩解。这就像我们看一部赛车向深渊加速的影片，最后的加速之后，却没给看临渊一跃，只给我们看到阳光下一地的残骸。读者难免有临空失脚之感，但那想象空间的多义性，却更迷人。

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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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受命》是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，也是一部致敬《史记•伍子胥列传》和《哈姆雷特》的小说。这部作品关乎记忆和爱情，记忆来自既往，还没有退场；爱情指向新生，却无法生长。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，是一个“日暮途穷”的复仇计划。男女主人公狭路相逢，一个怀揣着秘密，纠缠于噩梦一般的记忆；一个痴想着将来，一往情深灌溉着爱情。悔与憾从而在所难免，意外与紧张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
止庵在小说中，充分展示了他刻画人物与描写日常生活的能力，通过对花木、商品、交通、服饰、饮食、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，为读者充分勾画出一个尚未命名的八十年代。依循人物的脚步，乘坐107路、44路汽车，读者可以穿行1984-1986年的北京城：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，三元桥新建成不久，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；《读书》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；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，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，冬储大白菜堆得像小山。组合家具、泡泡纱床罩、世界名画挂历、蝴蝶牌缝纫机、凤凰牌自行车……小说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的北京。

然而时间永是向前，爱与记忆的一切，都要让路给滚滚向前的时代。小说中屡屡提及的深圳，正是风吹来的方向，人物浪花一般的上升和跌落，也自此有了分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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